谁是反华暴行的真正的教唆犯？
今年五月以来发生在印尼的迫害华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内幕终于被揭露于世人眼前。我们已经知道：带头抢劫、放火和强奸妇女的暴徒是乘着卡车而来、带着军人特征、施暴动作熟练的一伙显然有组织、有部署的强盗；当骚乱的人群在带头抢劫的暴徒的教唆下进入商店抢劫时，商店的却被锁了起来，同时烧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无法逃脱而被烧死；骚乱发生的３０个小时内，军队和警察失踪了，在一些地方，驻守的军警在暴动前数小时接获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谓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就五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的记录被盗。在证词中，该省长承认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前司令则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由印尼军方插手.纵的、继承了印尼三十二年来的白色恐怖传统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事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转移公众注意力，并以动乱作为谈判的法码。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这场暴乱的策划和印尼政治高层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特别是：苏哈托的女婿、前特种部队和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现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普拉博沃企图借制造混乱，给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造成难局，同时造成苏哈托镇压民众反叛的借口。然而，对阴谋的分析也大都止步于此。

　　另外，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一方面借报道华人受迫害事件，把占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万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渲染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70％”的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达的穷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残害华人基督徒的伊斯兰疯狂信徒，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加给印尼的西方国家似乎不仅和这场屠杀无关，而且一个亚洲的“科索沃”的诞生，给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预、匡扶正义的机会了。

　　显然，印尼事件中，还有一些幕后的势力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被大多数分析和西方主流媒体所完全遗漏。这个事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印尼经济危机以来的局势发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就变得十分令人信服了。

　　印尼是列强争夺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诸国中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美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它被聚众街头的“人民权力”毁于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数量的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之外，它还扼守着联接东亚－太平洋与中东石油产地的海上运输线，不仅日本所需的中东石油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部署在东亚大陆沿岸的“大新月”地区－－南朝鲜、日本、台湾海域、菲律宾，和中东、波斯湾地区，它们需要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经常地、随时地穿过这条狭窄的运输线进行调动。美国从六十年代进行越南战争以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支持苏哈托三十二年的**统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个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这和美国冷战后“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全球军事部署也有重大关系：实际上，现在美国必须同时应付巴尔干、海湾和东亚三个潜在的热点，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米兹号需要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对中东或东亚进行机动增援。失去印尼，刚刚赢得的海湾战争的大半意义可能会随之消失，美国的全球战略将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华盛顿加紧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经济进行直接控制的部署。这个部署和美国长期以来豢养的**者苏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帝国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危机使印尼财富的价值遭到大规模的贬值和毁灭。

在这块蛋糕突然剧缩的经济基础上，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官僚买办资本之间在相互转嫁危机损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因实力地位不同而分脏不均的争斗，同时又共同面临着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劳动大众因贫困化乃至断绝生计而日益奋起的反抗。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局面：华盛顿在对苏哈托施压同时，开始在印尼的统治层内（首先在军队中）寻找新的、更忠实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苏哈托在抵制贷款条件以保护家族帝国利益和与美国主子妥协以延续自身统治之间寻找平衡；印尼的杀手们和他们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数，在紧急状况下他们有一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把烧到他们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华人这只替罪羊，国际和印尼的统治阶级共同在加紧筹备上演一场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仇杀的惨剧；而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带给下层人民的痛苦，迫使他们要在自发的、松散的经济斗争和目标明确、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政治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发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大致情形。

　　苏哈托可算得上是华盛顿所扶植起来的一大批独夫民贼中有老资格的。三十二年年来，印尼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的训导和资助下，杀人不眨眼，这已众所周知。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伦·奈尔恩所做的最新调查，揭露了有关苏哈托的军事系统的情报治安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密切勾结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调查结果发表在《民族》杂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据奈尔恩的这三份报告，印尼军方及其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正式的联络关系和经常性的高层接触。

　　今年一月，印尼军方头目预感到一场动摇统治秩序的风暴将要来临，向外界散发出警告：“印尼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这番威胁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印尼，会见了苏哈托、普拉博沃和其他军方首领。印尼官员表示，柯恩的访问是对印尼军方实行“控制局面”的计划亮了绿灯。在柯恩离开印尼六天以後，印尼军方和情治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秘密绑架社会活动家、工会人士的行动。参加绑架行动的包括有经美国训练的、和美国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的特别部队。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乱之前，所有有组织能力、有政治见解的活动家都从街头消失了。

　　对印尼军人面授机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美国主子，对印尼的这架屠杀机器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别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压迫苏哈托放弃其家族垄断经济，苏哈托屡屡拒绝，并在设立货币局等问题上和美国主子争执起来，还祭起“主权”、“尊严”、“宪法”等法宝。忘记了自己奴才走狗的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惩罚。何况美国也隐约感到：苏哈托这个手中沾满血债的**者，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卷走的时刻不会太久了。从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楼、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秘密酝酿导演一场替换走狗的闹剧。（"UP IN SMOKE: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这个情形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将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幕场景：国共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而替蒋介石出钱出枪的美国对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着美国的“ 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蒋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谈双簧的一幕。

　　和半个世纪前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对印尼的“危机管理”对策是：寻找新的傀儡、并且“一根线上拴两个蚂蚱”，使傀儡之间互相牵制，以便将出产于美国工厂的结构调整政策和镇压民众抗议的手法在印尼顺利实施。

　　一个蚂蚱，就是苏哈托的女婿、特种部队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国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机构进修，和美国军界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这次负责绑架任务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挥的部队，和美国情报系统有密切关系。柯恩在今年一月访问印尼时，特别赞扬了印尼的特种部队。据透露，去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特种部队从三千名战斗人员扩大到四千名，美国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提供二十四项“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JCET）和美军的直升机。

　　另一个蚂蚱，就是同样受美国欣赏的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他手下的部队也参加五角大楼的“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今年三月四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亚洲的不安定迹象”，其中包括“劳工纠纷”。普鲁尔还高度称赞韦兰托。五天以後，韦兰托直接控制的军方情报机构将九名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工会活动家逮捕，据透露，他们遭到了拷打；韦兰托的人马还捣毁了一些劳工、学生和妇女组织的办公室。美国利用这两个印尼军方头目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并以金蝉脱壳、找替罪羊等方法巧妙地掩盖美国自己就是一系列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这个策略，在五月暴乱、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变得更重要了。（有关资料见："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乱事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个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缩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以同样残酷的贷款条件声称进行“援助”、实际上对当地国计民生实行毁灭的最新见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其“紧缩调整”的正统教义，要求已经处在危机中的受援国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生活必需品涨价，这无一例外地是剥夺贫困下层最基本的温饱权，导致食品骚乱。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国内皮诺切特式的**者的铁腕政策，压制民众，特别是防止人民的抗议行动发展成为推翻本国买办统治的人民革命。

　　在华盛顿、东京和柏林的政客与大银行家们的最大的梦魇，就是愤怒的民众把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将西方对印尼的经济殖民统治连同苏哈托一起，葬送在一场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国《纽约时报周刊》对五月事件这样忧心忡忡地评论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印度尼西亚的精英们现在会面临着民众愤怒不可阻挠地增长……印度尼西亚很可能是在一个两个阶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样。在第一阶段，老皇帝倒台了；第二个阶段，中间过渡性的政府由于无能而被推翻，被一个更激进的和更持久的政权所取代。沙皇俄国曾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亚，许多人都指控华盛顿支持了苏哈托几十年的压迫人民，这个指控是没错的，印度尼西亚很有可能变成美国的世界级的外交与经济心病。没有经济复苏，印尼非常容易陷入混乱，或者转向一个反西方的激烈态度，容易想象，还会带着伊斯兰教的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针对印尼华人的暴行是由印尼军方.纵指挥的，这是苏哈托及其军事暴力工具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应付食品骚乱、解决统治层内部矛盾、同时加强和西方主子的谈判的法码的一个一举多得的阴谋。

　　印尼军方在五月暴乱之前对进步人士的绑架和搜捕，是为了防止食品骚乱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民众政治斗争。在燃料、食品涨价之后民怨沸腾、学生和中产阶级也参加抗议行列的时刻，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挑起种族之间的仇恨，制造种族仇杀，为的是完全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民众愤怒转化为有意识地为阶级利益而战的集体行动。拿印尼华人开刀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首先使苏哈托家族这伙窃国大盗从民众的视线中逃脱，将政治上无权的华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机制造一种舆论，让人认为华人应对印尼的经济危机负责，而华人又被描述为和外部势力勾结、出卖印尼利益的奸商，这样就能够驾驭、控制和利用危机以来印尼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觉悟的苏醒，一方面加强军人政权的“凝聚力”，以此作为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价还价的法码；第三，由此引发社会动乱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复秩序”，因此获得主动，并向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显示实力。

　　自从印尼爆发危机以来的一年多中，美国国防部长两次走访雅加达，五角大楼高官和行政人员每月至少两到三次飞抵雅加达，视察“敌情”，美国军方城市镇暴行动计划与太平洋战区特种行动计划部门都派出了专家对印尼军方进行高密度的强化训练，尤其涉及夜袭、绑架、严刑求供的课程教练，并都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下进行的（见奈尔恩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在美国顾问的参谋下，印尼军方调兵遣将，对首都等重要城市进行了严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6人，激发了次日雅加达市民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当时，印尼民主党的领导人美加华蒂的顾问曾兴奋地说：“人民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条路。”但也正是在这时，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国家机器的幕后.纵下开动起来了。在印尼学生伤亡的当夜，美国白宫内灯光彻夜达旦，在紧急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主人们终于发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华盛顿将与苏哈托拉开距离的明确信息。14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紧急飞抵雅加达，不见苏哈托，专门会见韦兰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访问时的坚决表态，突然要求印尼军队保持克制。14日晚，无法无天的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暴力活动达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国扩散，并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此后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控制的国际媒体，开始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有关“占人口3%的印尼华人控制了70%的印尼经济”的混淆视听的宣传运动。

　　可以想见，五月暴乱的过程中，华盛顿主持了苏哈托下台、在雅加达换人的过程，也指挥和干预了印尼军人系统如何对付民众示威的具体决策。实际上，砸商店、强奸妇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训练，针对华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谋策划当中，和印尼军方关系如此密切的美国，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参谋策划。假如将来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参与了印尼军人的这项恐怖主义罪恶，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许多跨国的、国际的恐怖主义作法，经常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教唆。现在被美国所认定的“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拉登就曾表示，他所学到的最残忍的手段，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教给他的。

　　五月暴乱前後，西方主流媒体以误导的方式报道和评论印尼局势和华人，为印尼军方的种族煽动作微妙的配合。在这里，西方媒体将印尼华人说成是和苏哈托家族沆瀣一气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谓“印尼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华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经济利益冲突就解释了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更有甚者，是重复印尼排华势力的荒唐谎言，说印尼华人是一个莫须有的“大中华经济”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别热衷这一学说）。在妖魔化印尼华人之后，又摇身一变，装作同情华人被害者的样子，开始恶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穷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将雅加达的穷人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灭绝人性的“暴民”，渲染报道一些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残害华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文明冲突论”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对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敌对情绪歪曲丑化成所谓宗教狂热，以种族、宗教的裂痕来掩盖阶级矛盾和冲突。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渗透，导致了本来就高度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统筹和保护功能的极大削弱乃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被市场“原子化”了的个人，往往只好在宗教与种族的文化遗风中寻觅联络起来、保护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现民族和种族认同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曾经成功地消灭了民族压迫、解决了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团结的国家内，今天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厮杀中，民族矛盾重新变得尖锐，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严重地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民族沙文主义和买办化，实际上就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以上的分析将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有关印尼以及当代广大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根本矛盾的一个大致结论：这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特别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进行渗透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蕴涵在人民大众和美帝在幕后支持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下的印尼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为了从全球性的危机和苦难中解脱出来，唯有明确自己的阶级利益，建立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大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压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认识到这一点，对经受三十二年苏哈托官僚买办政权压迫、又面临国际垄断资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劳动人民，对深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印尼华人，对一切关心受压迫的印尼华人的命运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站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须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是印尼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占全部印尼华人中极少一部分华人剥削者，而大多数华人是和印尼劳动人民同样遭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确处理好作为自己同胞的大多数印尼华人所长期遭受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们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印尼华人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须认识到，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种族压迫，归根结底是由于阶级压迫的存在。已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他有一个梦，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肤色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多数，自己真正支配自己的命运。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是种族仇恨的教唆者。当人们声援印尼华人的同时，也应当声援印尼的劳动人民，在他们去印尼大使馆抗议时，也应当去另一个大使馆抗议，抗议那个替印尼军人出钱出枪、为屠杀印尼人民出谋划策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关心印尼反华暴行受害者的人们，正在亲眼见证着一场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徐徐降临的人们，以及一切还在关心着人类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们，将会思考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利益、捍卫民族国家主权、抵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渗透，一切进步力量必须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为打倒各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重新走出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集体共同发展的解放道路。 

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儿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儿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儿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汽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　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　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微软总裁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　，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　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　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　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　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　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　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　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

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　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　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　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　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卷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挠提醒我。　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　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这种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　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